十二朵金花
十二朵金花，是建场初期参加建设的十二个单身侨女，是一个团结奉献的团队。她们年轻美丽，平均年龄不到20岁。她们分别是陈惠珍、黄亚香、李秀英、欧伙娣、叶桂英、翁妹、张秀英、曾妹、成进安、黄英、李生华、李招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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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有一部电影叫《十二朵金花》，在农场播放后，大家说，我们 农场也有十二朵金花。（张洪德说） |
她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在马来亚受过迫害，进过集中营，坐过牢。她们有理想、有抱负、热爱祖国，对建设新中国充满憧憬。她们是第一批拓荒者。1952年12月25日同一天来到常山。一同睡草房、挤地铺，她们艰苦创业、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她们亲密无间，同劳动同学习，结下深情厚谊。她们热情活泼，多才多艺，下班工余轻歌曼舞，最受群众欢迎。
艰苦的环境特别锻炼人，她们中有生产能手，技术骨干，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带领各自的团队为建设常山贡献毕生的精力。在美丽的常山，她们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一个个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陈惠珍：
十二朵金花之一，全县插秧比赛第二名
1952年12月25日到常山的归侨，可以说是第一批到常山的居民。
我的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抗日战争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马共的领导下，在当地抗击日本。抗战胜利前夕牺牲了，我们兄弟姐妹都受父亲的影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牢记父亲的教诲：“在民族受到凌辱时要有献身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6英国接管马来亚，随即对其实行殖民统治，尤其是对当地抗日分子进行残酷的 镇压。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48年参加马共所领导的外围反英同盟。1950年前后二次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基兰、怡宝集中营。在集中营中稍有不对，便受到监管人员的刑罚。1952年被驱逐出境。
1952年6月，祖国派船把我们接回祖国，接我们的船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八夜，最后在广州靠岸，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漳州，在漳州住了三个月，三个月中集中进行政治学习。内容是加强无产阶级观念，劳动观念的学习，于1952年12月25日到常山。
当时我们一行130多为青年是在一个叫大水堀的小村子落脚的，村落人口很少，村民气色很差（后来才知道是饮用水水质不好），当时这个村子是劳改队的所在地。只有几间茅房，根本就没地方好住，我们来了以后，第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到一个叫大山顶的村子去挑稻草，用来盖房子和铺地铺，山地弯曲，陡峭，路途又远，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的女孩子，肯定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随着后来拓荒的扩大，我们向昇盖铺迁移，当时的昇盖铺，真正是豺狼出没的荒山野岭，荆棘满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所住的茅房是由后厝原来的男归侨所盖，到了1954年逐渐有盖了一些瓦房。
1953年，陆续有一些马来亚的归侨到农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第一批到场归侨的家属。
1954年，农场建了一个小型的炸糖厂，虽然当时甘蔗产量不高，但相邻乡把甘蔗送到这里来炸。当时成品糖都是红糖，农场第一批回国的李德添场员是糖厂的动车管理员，因被卷入皮带而牺牲。是最早因公牺牲的场员。
这一年，农场也开辟了一部分的水田，我们也开始学习耕种和插秧。
当时 由于土质所含酸性过高，作物长势非常差，农场在福州来的技术员指导下，大力改良土质。一方面在农闲时组织人员到东山八尺门海滩挖掘海泥，因为挖海泥要根据潮汶的时间而定，只有在退潮时才能工作，所以当时我们一般都住在八尺门邻迎处，退尽潮时马上劳动，抓紧时间把海泥挑到岸上，然后由车辆运载回农场。一方面是布置到山上锄草根，盖上海泥做成的的肥料，或是在山上就地烧成火烧土，用海泥、火烧土、牛厩、羊厩的粪土。逐步改良这些田地，几年后，贫瘠的土地终于肥沃起来，作物的产量逐年得到提高。丰产田的甘蔗产量达到每亩10000斤左右。（1959年夏天，杜塘水库水渠修到常山，使常山农改田大面积扩大），我当时任农业队队长，在参加水田劳动中技术经验日益提高。1957年至1958年期间，农业上主张以粮为纲，特别重视水稻的生产，经常开展一些农业技术比赛，我曾三次参加云霄县水田插秧比赛，地点在顶溪农场，两次比赛分别第一、第二名，为常山华侨农场争光。
1958年农场从海南岛引进橡胶种植，为了种植和割胶（我和韩国来同志到海南培训种植和割胶技术，培训回来后，带领一批青年学会种植橡胶和割胶技术。
在座的黄亚香同志也是第一批来常山的老归侨，我们都是当时十二个女归侨中的一个，人们称我们为十二朵金花，亚香来了以后就在农场果林专业队当队长，她带领场员开垦了很多农田，种植了橡胶、胡椒、香茅、龙眼、荔枝和菠萝，在黄荡技术员的指导下，胡椒产量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菠萝曾运到北京参加展览。
1960年3月，大批印尼归侨在常山落户，当时由于缺少住房，我们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让新来的印尼归侨暂住，而我们或是住在厨房，或是几家合住在一起。
黄亚香
我是第一任果林专业队队长，是庄明发介绍我入团的。我在马来亚时被关在宜保集中营一年多。1952年第一批到常山，那年我20岁，随身只带两套衣服，其他什么都没带。我的性格比较安静，不爱讲话，和姐妹们一起开荒种地，去八尺门挑海泥、种甘蔗、种黄豆，白天生产劳动，晚上要学习，讨论劳动表现。我在马来亚时是割胶工，没有文化。农场1953年就开办了夜校，办在男宿舍里，第一个老师是洪朝晖，他也是归侨，大我们几岁，他教语文，我认真学习，很快就会看报纸写字。我弟弟在马来亚到现在都还不会写中文信。
1960年成立了果林专业队，我是第一任队长，领导100多人。当时请了专业技术员上辅导课，不懂就学，我们种板栗、胡椒、龙眼、荔枝。常山黄土坡种凤梨质量最好，种胡椒一天要挖五六十个坑，果树苗到了，我要联合各个生产队帮忙种，我们负责浇水、除草、施肥管理。
建场初期，我印象最深的是义务开荒造田，每个人都有任务，一天开拓两分地。开荒最好的叫“宜长”，还有我一个叫“李重生”，他们都逝世了，为建设农场贡献了青春和精力。
欧伙娣
我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小时候家里生活属于中等，我爸爸卖菜做小生意，还开了咖啡馆。我稍微长大懂事后就帮爸爸照料咖啡馆。
抗日战争时我爸爸参加了马共，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我妈妈去看他，很伤心痛苦，受到很大刺激，回家后思念爸爸忧郁成疾，在我爸爸逝世后100多天，我妈妈也死了。接连的不幸，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幼小的心灵遭受很大的创伤。我和哥哥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后来我到马来亚登报纸寻找哥哥，没有消息。）
我被抓进宜保集中营才15岁，宜保有13座集中营，后来又关在宜兰，回国是在巴山码头上船。我和同是12朵金花的成进安就是在宜兰集中营认识的，当时我年纪小，经常帮大家做些事，比如买东西，互通消息等，我从家中带来的衣服比较多，分给大家穿。有个广西的大姐叫果娘，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她特别特爱我，给我讲进步的道理，指引我走上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
回国后，我本来是被分配到广东珠江一个已经建设好的万倾沙农场。我不去，我听说福建正筹备开发常山农场。毛主席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满怀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觉得靠我们自己去开发建设新农场很艰巨，但非常光荣。我不要政府的照顾，主动要求到常山来，那年我17岁。
这里的环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苦，“鼎盖埔”顾名思义就是荒芜干旱留不住水的地方。本地人说：“三日无雨火烧埔”。山上没有树，荆棘野菜倒有一人多高，野兽横行，狼群出落。我们12个女孩分住在两个草屋，房子小，挤得要头靠头、脚抵脚交叉着睡。草屋里阴冷潮湿，经常挤着挨坐等到天亮。蚊子成群结队，像战斗机一样嗡叫攻击我们，没有公厕，茅坑是园坑上搁块木板，上厕所时我总是提心吊胆。
真是脱胎换骨的锻炼，我虽然弱小，但干活总是争先恐后，不怕苦，不怕累，总怕输给别人。我们扛着红旗出工，以崭新的姿态，树立了爱国华侨劳动光荣的形象。大家充满激情和快乐，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紧张又新鲜，后来农场引进约克夏良种猪，在各生产队设养猪场，全场养猪近千头。我被分配去养猪，我就认真学习养好猪，受到大家称赞。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农场的建设，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后来农场有了拖拉机和汽车，还盖起了学校、电影院、医院、儿童乐园。实现了我年轻时建设美丽常山、华侨乐园的梦想。
我丈夫廖金华是与我同一批回来的归侨，一同在三队劳动中认识的。
张洪德、李秀英伉俪（张洪德口述）
李秀英
我老家原是广东梅县，我十四岁时在新加坡旅居的叔叔来信要我到新加坡，我便随当时称为“水客”的家乡船工坐小木船到广州。然后跟随接我的人搭轮船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念过小学，后来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当学徒。在那里接触很多朋友，其中有部分是进步的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人士。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逐渐了解了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抗日、反英殖民的历史和事迹，从同情、赞成到最后参加马共组织的反英殖民的活动。
1951年，就是我到新加坡的第五个年头，有一天，新加坡警察局的几位便衣到我工作的地方，核对我的身份后，便把我铐上手铐，押上警车，关进监狱。一段时间后，又把我转移关到棋樟山集中营。我在这个集中营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1952年夏天，英国殖民当局把我连同这个集中营关押的一批反英的华侨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给予驱逐出境，遣回中国。
我的爱人李秀英也同在这个时期被驱逐出境的，而她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
当我们这一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从新加坡棋樟山集中营乘船上岸，改乘火车到巴生码头，准备登上轮船回中国，火车却在途中的丹戎巴格站停留了很久，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以为当局改变了主意，也许我们不往前走了，正当我们疑惑重重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狱警押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到车上，到我们中间来。她神情自若，平静如水，丝毫看不出有被驱逐而背井离乡的悲伤情绪。她的从容立刻就感染车上的所有同行。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李秀英。
李秀英出生在新加坡，家境贫寒，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念完小学后，便为父母分担了养家的担子。在为家庭生活的奔波中，结识了不少的当地革命进步人士，加入到反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在活动中因暴露身份被关进集中营。她在集中营的关押时期比我还长。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驱逐这位小姑娘，特地命令整列火车在丹戎巴格站等待几个小时之久，可见她在英国殖民当局心目中的分量。
踏上祖国的土地，得知国家准备在福建筹建一个华侨农场，我们都积极报名参加。而这位被应该殖民当局视为特殊驱逐对象的李秀英，也同我们一道来到福建漳州。
翁妹
我家祖籍是广东惠州。在马来亚是我被关在宜兰集中营，在那里认识了同是十二朵金花的陈惠珍。1952年我回国时属于第16批，那年我18岁，现在81岁了，真是光阴荏苒，沧桑岁月啊！
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回来，在广州上岸，去黄埔住了20天，在漳州住了三个月，后来到常山在大水崛。我们12个女孩都是单身，照顾我们住在草房里，当时是劳改房。休整两天后就参加劳动，去挑稻草盖房，当时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我都参加了。
我是庄明发介绍我入团的。
我从小帮我妈妈养猪割胶，在生产队里也是做农业的，开荒种地、做土坯盖房......什么活都做。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心情很好，食完饭就拉着一起唱歌跳舞。
叶桂英
曾妹
1953年归国后到漳州学习农业种植技术（种柑），后来在生产队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工作。1978年曾担任接侨的工作，接回越南的归国华侨到常山定居。她后来到香港定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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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安
黄英
归国后先是在生产队从事果树种植的工作，后来经过培训在计生办担任接生工作，之后调至托儿所任组长领导工作。
李生华
李招娣
张秀英
归国后在常山大水堀生产队工作。50年代末期到香港定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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