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归侨故事——拓荒者（1）【口述历史】
常山开发区归侨侨眷联谊会
2025年01月07日 11:34
1952年底，省侨委干部庄明发率领包括他在内的 10名干部职工，前往云霄、诏安、东山三县交界地的“鼎盖铺”, 着手创建华侨农场，这一举措旨在安置当时被马来亚当局驱逐出境的马共与难侨，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家园。我作为其中一员，亲身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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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归侨故事——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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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来亚由英国接管。然而，英政府在当地实施殖民主义管理，对抗日有重大贡献的马共领导的革命组织进行了残酷迫害，这激起了当地民众及华人华侨的强烈反抗。在此前景下，我于 1948年毅然加入了马共领导的游击队，并被编入第八支独立大队 ,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自由与正义而斗争。
为维护英国在马来亚的利益，英殖民军对所有反英革命组织进行残酷镇压，他们大肆逮捕反英殖民统治进步人士。1950年 7月 2 5日，我在我的侨居地——马来亚吉打州加拉岸的橡胶园中被捕。随后，我被关押在马来亚吉林警察局。不久之后，我又被转移至双溪大年监狱。我还曾被关押在“怡宝”和“木扣山”的集中营，这两个集中营主要关押的都是抗英人士，其中华人占多数。木扣山集中营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集中营内建有 13个营房，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并圈上铁丝电网，管理极为严密。在集中营里，我们不被称呼名字，而是以编号来代替。集中营营兵如果不顺眼或不顺心，就会对人犯实施刑罚。
1952年 6月 30日，我和其他一部分人被驱逐出境，幸运的是，当时是由祖国派船接我们回祖国。在巴生港，我满怀期待地站在轮船上，眼睛紧紧盯着岸边，渴望能在这最后的时刻见到马来亚亲人的身影。然而，直到轮船缓缓启动，离岸而去，我也未能如愿。我恍然大悟，原来当局在作出驱逐决定时，并未通知我的亲人。
船上，和我一样被驱逐回中国的同胞还有很多。他们的眼神中同样充满了失落与迷茫，显然也经历了与我相似的遭遇。我们彼此间虽未多言，但那份共同的命运却让我们在沉默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1952年 7月 11日，我乘坐着载有第 18批马来亚难侨的“新伟健”号轮船，缓缓驶入广州湾。站在甲板上，我内心百感交集，悲喜交加。回望大洋彼岸的马来西亚，那里有我难舍的亲人，尤其是慈祥的母亲，此刻，我们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重逢。这份离别之痛，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然而当我将目光转向广州岸边，又见祖国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热烈欢迎海外游子归来的热烈场面，瞬间温暖了我的心房，这份归国之喜，又让我热泪盈眶，满怀感激。
我们在广州短暂休整后，于当年 9月 13日，启程前往福建省漳州市，在漳州，我们接受了短期的学习集训，为接下来的任务做足了准备。1952年 1 2月 1 7日，由省侨办精心安排，我和其他 9位马来亚难侨，随着庄明发等 10位同志（由庄明发担任领队），一同踏上了前往云霄县的行程。到达云霄县后，当晚入住云霄县招待所，为第二天的行程养精蓄锐。18日我们一行人满怀激情，徒步从云霄出发 ,向着大水堀自然村进发。当黄昏的余晖洒满大地，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那一刻，我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迁徙，更是常山华侨农场建设历程的崭新开端。
大水堀，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尽管这里的人员给我们安排的饭菜非常简单，但那种回家的感觉却油然而生，我们打地铺、住茅草屋，心中充满了快乐和温暖。12月25日，又有包括张洪德同志在内的137位归侨坐车由漳州来到常山，至此，我们共有 147位归侨在这里相聚。初到之时，我们住宿在大水堀、溪墘等地。而当时拓荒的地点则在荒凉的“鼎盖埔”一带，来回路途远而不便。
因为后面有带家属的归侨要安置，我们边拓荒边用简单工具在“鼎盖埔”修建几排茅草屋。这就是常山华侨农场的雏形。“鼎盖埔”是当时通往陈岱、列屿的路是经由海峰深垅、大山顶等道路，而通往诏安梅洲的路是经内寮、柚柑岺，在当时是荒山野岭，非常荒凉，时常有野狼出没，我曾有一夜在这里守夜时就遇到狼群光顾。天亮后发现刚种的花生、黄豆的地上布满野狼的脚印。由于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加上我们的劳作经验不足，技能也差，使得此后两三年收成都不乐观。刚来时，我们的生活费都是由政府发给的，记得当时每人每月发 12万人民币（旧币，1万旧币相当于新币 1元），其中 8万为食堂统筹伙食， 2万集中在供销社， 2万为个人所用。 为了农田灌水，我们先是筑坝拦水，又尝试打井以解决饮用水问题，但先后打了几口井，井水都不能饮用，甚至有伤员因饮用井水而致病。后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能饮用的地下水源，解决了饮用水问题。1954年 ,随着甘蔗种植的发展扩大，我们还建设了糖厂，为农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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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归侨故事——拓荒者（2）【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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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侨乡路上的塑象 - 盼归 |
常山归侨故事——拓荒者（2）【口述历史】
常山开发区归侨侨眷联谊会
2025年01月14日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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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归侨故事——艰苦的岁月锻炼了我
杨秀兰（已故） （马来亚归侨，曾任常山生产队队长，常山妇联主席） |
我的老家在广东佛山，我今年78岁了（2015年采访时），在六岁那年，我爸爸被入侵马来亚的日本兵杀害，妈妈靠割橡胶辛苦的养活我们一家人。在我15岁那年，妈妈也因参加革命被捕，我独自一人回到祖国，属于第 18 批归国的一员。我踊跃报名来福建，在漳州学习了三个月，学习革命的人生观等共产主义书籍。1952年12月来到常山，在漳州时一人发了一套棉衣、一条双层裤、一床棉被。比我们更早来的先锋队（十个干部、十个职工），他们是从云霄一路走路到常山的。
大水堀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队撤离只留下一点芹菜，一点地瓜。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为庆祝元旦，我们八个人一碗菜，在芹菜上面放几块肉。北风呼呼地刮，把尘土吹进菜里面，大家都开玩笑的说：“撒了一碗胡椒面”。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我们突击盖房子，一人发一根扁担，两条绳子，去大山顶挑稻草回来盖草房。在马来亚我没做过农活，空着手上山上坡都走不动，绳子捆草捆不牢。加上风很大，一吹就散了，连人带草滚到山下。就这样大家坚持没几天，男的女的都哭了，还有人想不通跑到侨办去反映。还有逃兵，张仕良场长连夜去追一个跑到竹港的逃兵回来。晚上睡稻草很冷，睡到天亮还暖和不了。白天参加大强度劳动，晚上上夜校学习文化，从晚上7点上到9点，没有桌椅，坐在地板，点煤油灯学习。
五队有一个邻居烧草灰，12月的风很大引起火灾，烧了一大片，把大家的衣服都烧了。正巧那个时候附近的公厕里有一个陈岱的村民身上有火种（火柴），大家把他抓了，怀疑他放火，后来知道错抓人了，就赔了钱给他。1953年农场有了第一辆烧木炭的汽车，要人手摇动启动，上坡要人推，我们去云霄参加文艺联欢会就是坐这辆车。就这么坚持下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参加劳动生产，旱地水田一应农活我都会做了，我还学会开小拖拉机，会犁田，会耕地，我也参加了下云的插秧比赛，常山得了集体第一名。插秧要浅、稳、还要整齐，就这样连续多年我都被评为农场的劳动模范。我先后当过小组长和队长，管理二三十人。当队长时心中有一本账,因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多，要懂得根据季节、土壤安排不同的工作，早季种水稻，晚季种过冬地瓜。早季种花生，晚季种小麦，哪块田适应什么就种什么。还要会看秧苗颜色，何时放水、施肥、治病治虫等等。放工了大家回去了，我还要逐项巡查一遍，当队长还要评工分、记工分。晚上8点，我把孩子赶去睡觉，九点要熄灯，孩子睡了我就记工分，记完工分都深夜了。
陈阳修是技术员，从台湾引进“台糖134”试种成功并推广。甘蔗在种植之前，甘蔗苗要先浸到水塘里一个月，天气很冷我们下水塘捞苗，大家都冷得发抖，种植过程甘蔗田要培几次土。而砍甘蔗是重体力活，要一根根砍好，再捆好，每捆就有40-60斤，再一捆一捆的从甘蔗田里背出来。我们还种菠萝，把菠萝冠砍下来，集中育苗，要培育三年。夏天要给菠萝盖帽子，不然菠萝容易坏而且不够甜，菠萝属多年生，不用施肥而是施海盐，两株之间放一把海盐，菠萝就会长得很好。1981年我工作调动，担任常山农场妇联主席,第一次去宣传计划生育很辛苦。我们妇联和共青团的施丽娜、叶清莲挑着棉被到观阳驻点，当时的村书记不让我们进村，把我们赶走，村书记虽然是云霄县委委员，农业学大赛的标兵，可是当时他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我们只好走路回到柘林开荒队暂住，连饭都没得吃，炒一点剩饭每个人只能吃个半饱。除了妇联的正常工作以外，家里经常有妇女因各种事情上门寻求我的帮助，在深夜夫妻吵架也会来找我，我也会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努力化解矛盾。
我们一家有9个兄弟姐妹，回到祖国五个，我妈妈在我回国的第二年，带着两个哥哥也回到祖国，跟我一起住在常山，妈妈1986年逝世了，当时只有78岁。我还有个姐姐在陆丰农场，有一年当地发生水灾，为了抢救物资，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被洪水卷走，两人都牺牲了。我的先生曾石溪是从新加坡回国的归侨，他的老家在永定，1947年参加新加坡革命，被驱逐出境，离休干部，我们有三个男孩，都已经成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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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归侨故事——拓荒者（3）【口述历史】
原创 归侨侨眷联谊会 常山开发区归侨侨眷联谊会
2025年02月08日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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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归侨故事——美丽青春建侨乡 陈惠珍 （马来亚归侨，十二朵金花之一，曾任第五大队生产队队长、常山管理 区副主任兼妇女主任） |
1933年12月我出生在马来亚吉隆坡蕉赖四英里，我的父亲是马来亚的华侨，抗日战争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马共的领导下，在当地抗击日本。日本投降后，因继续反抗英帝国主义侵占马来亚，在一次会议中被叛徒出卖，突围中中弹牺牲。我们兄弟姐妹都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在民族受到凌辱时要有献身精神”。抗战胜利后，1946英国接管马来西亚，随即实行殖民统治，尤其是对当地抗日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48年参加马共所领导的游击队民运工作，1949年被叛徒王阿水前后两次出卖，分别在白沙罗胶园和家中被捕，前后被关押在甲洞、吉隆坡警察局、新山基兰集中营和巴桑出境营。在集中营中稍有不对，便受到监管人员的刑罚。1952年6月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
1952年12月25日我来到了常山，是第一批到常山的归难侨之一。当时是祖国派船接我们回祖国，乘坐的船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八夜，最后在广州沙河坝上岸，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漳州，在漳州住了三个月，集中进行学习无产阶级世界观等共产主义书籍，于1952年12月25日到常山。当时我们一行有130多人，多数为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最早是在一个叫大水堀的小村子落脚，村落人口很少，村民气色很差（后来才知道是饮用水水质不好）。当时大水堀原来是劳改队的所在地，只有几间茅草房，所住的茅房是由后厝园自然村原来的男村民所建，根本就没地方好住。我们来了以后，第一个劳动项目就是到一个叫“大山顶”的村子去挑稻草，用来盖房子和铺地铺。山路弯曲、陡峭，路途又远，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的女孩子，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考验。直到了1954年才逐渐有盖了一些瓦房。随着后来拓荒的扩大，我们向“鼎盖铺”迁移，当时的“鼎盖铺”，是豺狼出没的荒山野岭，荆棘满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1953年，陆续又有一些马来亚的归侨到农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第一批到场归侨的家属。1954年，农场建了一个小型的榨糖厂，虽然当时甘蔗产量不高，但相邻乡都把甘蔗送到这里来榨。当时成品糖都是红糖。农场第一批回国的李德添是糖厂的动力车间管理员，因被卷入皮带而牺牲，是最早因公牺牲的归侨。这一年，农场也开垦了一部分的水田，我们也开始学习耕种和插秧。当时由于土质酸性过高，作物长势非常差，农场在福州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大力改良土质。一方面在农闲时组织人员到东山八尺门海滩挖掘海泥。因为挖海泥要根据潮汐的时间而定，只有在退潮时才能工作，所以当时我们一般都住在八尺门邻近处，退潮时马上劳动，抓紧时间把海泥挑到岸上，然后由车辆载回农场。一方面是布置人员到山上锄草根，盖上海泥做成肥料，或是在山上就地烧成火烧土。土地逐年施上海泥、火烧土、牛粪土、羊粪土等，逐步改良这些田地，几年后，贫瘠的土地终于肥沃起来，作物的产量逐年得到提高。丰产田的甘蔗产量最高达到每亩10000斤左右。1959年夏天，杜塘水库水渠修到常山，使常山农田大面积扩大，我当时任农业队队长，在参加水田劳动中技术经验日益提高。1957年至1958年期间，国家在农业上以粮为纲，特别重视水稻的生产，经常开展一些农业技术比赛。我多次在农场插秧比赛中名列前茅，期间还代表常山农场到云霄顶溪农场参加全县水田插秧比赛，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为常山华侨农场争了光。
我是从1957年就担任农场第五大队生产队长，1968年农场从海南岛引进橡胶种植，为了种植和割胶，我和韩国来同志到海南培训种植和割胶技术，培训回来后，带领一批青年学会种植橡胶和割胶技术。1980年我又兼任大队妇女主任，1985年转干为常山管理区副主任兼任妇女主任一直到1989年1月份退休，工龄36年。
另一位十二朵金花之一的黄亚香同志也是第一批来常山的老归侨，我们都是当时第一批归侨十二个女青年中的一员，人们称我们为十二朵金花，亚香后来在农场果林专业队当队长，她带领场员开垦了很多农田，种植了橡胶、胡椒、香茅、龙眼、荔枝和菠萝，在技术员黄荡的指导下，胡椒的产量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菠萝曾运到北京参加展览。
1960年3月，大批印尼归侨安置在常山农场，当时由于缺少住房，我们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让新来的印尼归侨暂住，而我们自己或是住在厨房，或是几家合住在一起。
我们到常山时是年轻的姑娘，现在都已经满头白发，多数开场元老都已过世了，剩下不到三、四十人。我们的青春贡献给了常山华侨农场的建设事业，我们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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