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統 編
第 卅一 章 ： 【窜改一马报告案】
（吉隆坡13日讯）一马发展公司（1MDB）特别稽查团队队长莎达都指出，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曾告诉她，不要打印1MDB最终稽查报告直到获得纳吉的首肯，并指这会为我国带来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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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达都说，阿里韩沙曾告诉她不要打印1MDB 最终稽查报告直到获得纳吉的首肯 |
莎达都指出，阿里韩沙的高级私人秘书拿督诺阿兹曼于2016年2月28日联络并告知她，阿里韩沙要求在同一天下午4时前取得最终稽查报告草稿，基于当天是星期天加上报告尚在整理中，她便告知诺阿兹曼将在隔天即29日获得安比林同意后再呈交报告。
“我记得，丹斯里阿里韩沙告诉我‘不要打印报告直到获得他（纳吉）的首肯’。他说，这会为我国带来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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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韩沙 |
诺阿兹曼要求电子版被拒
她是今日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被控篡改1MDB最终稽查报告案件审讯中，以本案第7名证人的身分宣读书面证词时说，诺阿兹曼也要求报告的电子版，但安比林基于安全及总稽查署和首席保安官办公室规则，不允许这项要求。
她指出，2016年3月1日早上10时在阿里韩沙办公室召开的会议商讨更新后的1MDB最终稽查报告，阿鲁尔甘达在会议中提及数个要从报告中删去的事项。
“那些是稽查团队的意见字眼，主观及没有的有力的支持，大部分是修改用词。”
“稽查团队当时对阿鲁尔甘达的行为感到疑惑，因为他才刚要阅读及检查报告中的事项，尽管总稽查署已让受稽查方在2015年12月16日的总结会议上提出意见。”
她指出，阿鲁尔甘达在总结会议上提出数个事项如太阳能计划、接管独立发电厂、不动产及有关独立投资组合公司，后者当时已讲解并附上支持文件。
然而，阿鲁尔甘达还在2016年3月的会议上指示稽查团队修改用词，而总稽查署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阿鲁尔甘达的要求。
1MDB与PetroSaudi合股投资
没经策划仅8天内决定
此外，莎达都指出，在1MDB稽查中期报告中，总稽查署发现1MDB与PetroSaudi的合股投资是一项没有经过策略策划的行动，因有关举动仅用8天做出决定，并没有详细评估，也没有解决1MDB董事会提出的问题。
她说，有关合作也包含没有照顾1MDB利益的条款。
她说，总稽查署发现1MDB成立的4年期间，即从2009年至2012年，该公司利用发行50亿令吉IMTN债卷资金进行的早期投资已更换4次。
“从2009年开始，在PetroSaudi国际有限公司联营公司投资10亿美元（34亿9000万令吉）股权投资，接着于2011年及2012年投资在Murabaha票据总额8亿3000万美元（约25亿9000万，直到于2012年9月转换为价值23亿1800万美元（71亿8000万令吉），位于开曼岛的独立投资组合公司。”
她说，1MDB于2014年从独立投资组合公司投资赎回的部分资金已被用于支付1MDB背负的任务和投资等，于2015年3月31日在独立投资组合公司的余额为9亿3987万美元。
管理层不遵守董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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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达都 |
莎达都说，总稽查署最终稽查结果发现1MDB集团表现欠佳，因1MDB在运作6年期间面临债务问题及较弱的现金流。
“此外，也发现1MDB管理层非常弱如不遵守董事会指示及决定和在没有详细的评估下进行重大投资。”
她说，总稽查署也发现1MDB依靠国内及国外贷款的商业模式或方法为1MDB带来负担。这是因为1MDB的贷款超越1MDB收入而1MDB并没有赚钱。
截至2014年3月31日
1MDB财报有2版本
莎达都也证实，1MDB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出现2个不同版本。
她说，在2015年12月18日的公账会会议上，其中一名公账会成员提出问题，即1MDB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是否真的出现2个不同版本的问题。
莎达都接着确认上述两个财务报表，其中1个版本的财务报表发送给大马公司委员会，提及1MDB已使用透过投资在独立投资组合公司（SPC）获取的资金，去偿还1MDB的贷款以及营运资金；另一个则发送给财政部长机构、德意志银行和大马银行。
她说，根据发送给财政部长机构、德意志银行和大马银行的财务报表显示，1MDB透过投资在独立投资组合公司获取的12亿2000万美元（相等于40亿3000万令吉）资金，还在1MDB公司存款内。
给公司委会财报是属实版本
“至于发送给大马公司委员会的财务报表，也就是属实的版本，提及1MDB已使用透过投资在独立投资组合公司（SPC）获取的12亿2000万美元（相等于40亿3000万令吉）资金，去偿还1MDB的贷款以及营运资金。
从最终稽查报告中删除
没告知内阁暂缓发行IMTN
另外，莎达都指出，总稽查署检察发现，1MDB在没有告知内阁的情况下，暂缓发行IMTN。
她说，1MDB暂缓发行IMTN的事宜这一项，已从1MDB最终稽查报告中删除，但总稽查署检察发现，发行IMTN是有必要的，也已获得内阁通过。
“无论如何，1MDB在没有告知内阁的情况下，暂缓发行IMTN，因为没有任何的内阁会议记录显示通过暂缓发行IMTN。”
致公账会获不正确消息
她说，总稽查署认为暂缓发行IMTN理应需要获得内阁通过，上述做法已是一项错误以及导致公账会获取有关IMTN不正确的消息；因此，有关的事宜已被汇报及记录在1MDB最终稽查报告。
她指出，1MDB稽查团队发现在2009年5月27日，纳吉（作为时任首相兼财政部长），已觐见登嘉楼投资机构（TIA，1MDB前身）的赞助者登州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以获得苏丹的同意，暂缓IMTN发放投资，以用于PetroSaudi Limited和1MDB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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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 |
“在获得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的同意后，在2009年5月27日，纳吉召开了内阁会议，没有讨论有关暂缓发放IMTN的事宜。”
她说，总稽查署认为暂缓发放IMTN理应获得内阁通过，上述做法已是一项错误以及导致公账会获取有关IMTN不正确的消息；因此，有关的事宜已被汇报及记录在1MDB最终稽查报告。
阿鲁尔要求SRC报告内容
限期2012年非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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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尔甘达 |
莎达都表示，阿鲁尔甘达要求总稽查署将SRC的报告内容限制在2011年1月7日（SRC在1MDB下开始成立）至2012年2月15日（SRC转移至财政部旗下），而非至2014年。
她指出，在2016年2月25日，安比林指示她以及1MDB特别稽查团队代表，出席在阿里韩沙办公室召开的1MDB会议。
她说，当天抵达阿里韩沙的办公室时，阿鲁尔甘达已经在那里，后者指本身代表阿里韩沙。
“有关的会议只是讨论了1MDB最终稽查报告所提及的1MDB子公司SRC的问题。”
她说，阿鲁尔甘达要求总稽查署将SRC的报告内容限制在2011年1月7日（SRC在1MDB下开始成立）至2012年2月15日（SRC转移至财政部旗下），而非至2014年。
“他（阿鲁尔甘达）指出，这是因为SRC转移至财政部后，1MDB不再负责监督SRC的管理事务；加上总稽查署所获得的所有文件，都是来自于财政部，而非1MDB。”
她指出，阿鲁尔甘达在会议上提交了3份文件给总稽查署，要求纳入1MDB最终稽查报告，包括了关于1MDB全球投资（1MDB GIL）债券的发行文件、太阳能项目以及总检察署于2015年10月13日的文告。
她说，总稽查署在1MDB稽查报告工作开始时，已要求索取上述的文件，惟1MDB等到当天的会议才提交。
2016年安比林指示
最终报告副本交苏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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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比林 |
较早前，她指出，于2016年2月在上司安比林的指示下，把一份1MDB稽查最终报告副本送到纳吉首席机要秘书苏克里莫哈末沙烈在布城的住家。
她表示于2月20日指示苏莱雅阿德南打印1MDB稽查最终报告的副本，后者是负责保存最终报告副本SOFTCOPY的官员，她把印好的副本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封存为“机密”。
“丹斯里安比林之后给了我丹斯里苏克里的电话号码，我向后者发送了WhatsApp讯息，通知他我已经收到指示以便把有关报告副本送给他，苏克里下令我把报告副本送到他家，他给了我他的家庭住址，位于布城Precint 10，当天约早上10点，我去了他的家，并在门口把报告副本交给他。”
被指示删除部分内容
安比林感到沮丧
莎达都说，安比林对被指示删除已完成的1MDB稽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感到沮丧。
她说，在2月24日会议当天，她实际上没有马上注意到安比林的反应，而是在会议室外的人发现到的，因为她一直很忙，包括在与人讨论和整理其文件。
她指出，直到他们回到办公室，她才注意到安比林的样子，他看上去有些沮丧，为作为总稽查司，他对被指示删除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感到不满。
她说，自她从1979至2016年（退休）在总稽查署服务期间，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要总稽查署删除1MDB稽查报告中部分内容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提到她在有关会议后的感受，莎达都说，她感到非常沮丧，因他们已给予机会让1MDB针对稽查的结果作出反馈和提供任何支持文件，但在有关的会议上，安比林却提出了报告中所提及的事实。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们一直努力工作，给了1MDB机会，我们讨论了。”
她指出，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报告是根据文件并阐述事实，对他们而言是事实。
她表示本身在会议上告诉他们，被要求删除的部分行不是大问题，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有文件作为根据，而且都是以事实陈述的方式提出。
此外，她接受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察司盘问时说，她出席会议时携带铅笔盒进入会议室，当时并没有发现铅笔盒内有1MDB稽查团队协调员诺莎瓦妮塞入其铅笔盒内的录音笔。
她表示她是从会议室出来后，诺莎娃妮才告知她铅笔盒里内有录音笔一事。
【窜改一马报告案】未获纳吉批准 不准印刷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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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达杜娜菲莎 |
（吉隆坡13日讯）国家稽查局前稽查总监兼一马发展公司（1MDB）稽查团队队长莎达杜娜菲莎表示，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曾经下令，一马公司最终稽查报告在未获得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批准之前，不准印刷。
她指出，本身是在2016年2月29日上午9时30分，将1MDB最终稽查报告提交给阿里韩沙。
“他（阿里韩沙）告知我，在获得拿督斯里纳吉的批准之前，不能打印1MDB稽查报告。”
她在法庭上宣读证词时说，阿里韩沙解释，这会对国家产生政治影响。“后来我也通知（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这个指示，他说他已经知道。”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前1MDB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被控窜改1MDB稽查报告的案件周一续审，莎达杜娜菲莎以第7名证人身份供证。
她指出，阿里韩沙的高级私人秘书拿督诺拉兹曼2016在2月28日联系她，指阿里韩沙要求在当天下午4时，将修改后的1MDB稽查报告草稿提交给他。
“基于当天是周日，而且报告还在修改中，我告知拿督诺拉兹曼，会在2月29日得到丹斯里安比林同意后提交报告给他。”
她说，诺阿兹曼也要求报告的电子版，不过安比林以安全、总稽查和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规则为由，拒绝诺拉兹曼要求。
莎达杜娜菲莎披露，2016年3月1日上午10时，在阿里韩沙办公室再次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者包括阿里韩沙、阿鲁甘达和一马公司稽查团队的负责人出席。
她说，阿鲁甘达在那次会议上，再次要求更改报告，而主要是要求修改稽查团队的意见字眼。
“稽查团队对阿鲁甘达要求感到疑惑，因为1MDB已经被认定同意了这份报告，因为在此之前，1MDB有机会提供文件或作出解释。”
“最终，1MDB稽查报告的修订版在2016年3月1日下午6时送去打印，并在第二天早上完成印刷。”
她补充，诺拉兹曼要求在把报告提交给公账会之前，会送两本副本给纳吉和阿里韩沙。
此外，莎达杜娜菲莎表示，审计团队在完成最终审查报告，原定在2016年2月20日送到印刷厂，计划在同年2月24日提交给公账会。
“但是在提交报告给公账会前，阿里韩沙在2016年2月24日召开一场会议，当时安比林和莎达杜娜菲莎在这个会议上，被指示删除已完成的一马公司稽查报告中的4项内容。”
13/1/2020
篡改1MDB稽查报告案‧莎达都：避免被删除‧与安比林捍卫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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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达都准备上庭供证 |
（吉隆坡14日讯）一马发展公司（1MDB）特别稽查团队队长莎达都说，在2016年2月24日举行的会议上，她和其上司，即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捍卫1MDB最终报告中的内容，以免有关内容被删除，这也是他们作为稽查司的责任。
她今日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被控篡改1MDB最终稽查报告案件审讯中，以第7名证人接受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察司的盘问。
2016年2月24日，时任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在办公室主持了一项会议，目的是探讨如何修改1MDB稽查报告。
出席的有阿鲁尔甘达、安比林和莎达都、财政部的拿督莫哈末依萨胡赛因和阿斯里、总检察署的拿督祖基菲里、纳吉的首席机要秘书丹斯里苏克里，以及阿里韩沙的高级私人秘书拿督诺阿兹曼。
在有关会议后，报告中的4个重要事项被删除，包括纳吉没有告知内阁，他去觐见国家元首，以寻求御准展延高达50亿令吉的筹资计划。
跟其他与会者意见分歧
沙达都指出，她和安比林的意见及立场，跟其他与会者出现分歧。
她说，苏克里提到原有总稽查署的结论中有矛盾，而其他与会者不认同该署的意见。
她指出，其实这样的矛盾之处是正常的，因为这只是总稽查署的意见，同意或不同意由报告的读者自行判断，作为稽查司是有责任提供意见。
会议中阿里韩沙称要照顾
“领导人”是指纳吉
2016年2月24日会议长达2小时40分钟的录音中，阿里韩沙说到：“因为我们在这里开会，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是国家利益.........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领导人”，沙达都说，“领导人”指的是时任首相兼财政部长，及1MDB顾问团主席纳吉。
受询及印象中修改报告的内容是为谁的利益而提出，她认为是为了国家，因此报告不会提出某些敏感问题，而据阿里韩沙说，这将影响股票市场。
“这就是阿里韩沙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为公共账目委员会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莎达都在庭上检阅此案控状的附页，证实附页中列明4个修改前后的事项，都曾在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上进行讨论。
她同意哥巴斯里南所说，若没有举行会议讨论修改报告中的内容，经修改后的1MDB最终稽查报告就不会出现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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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准备接受辨方律师盘问，惟沙菲宜身体不适缺席，无法开始交叉盘问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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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稽查署稽查主任（管理）诺莎瓦妮准备接受辨方律师盘问，惟沙菲宜身体不适缺席，无法开始交叉盘问环节。 |
庭内播放会议录音
此外，控方今日在庭内继续播放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录音；莎达都在对比录音内容和最新版本的录音抄本后，指抄本中有6个段落出现一些错误需要修改，当中包括有段落将阿里韩沙错写为阿鲁尔甘达。
此录音长约2小时40分钟。莎达都是继本案第4证人阿里韩沙以及第6证人安比林后，第三位在庭上聆听此录音的证人。
此前，阿里韩沙在斯里南的引导下核实，该录音的声音人物包括他、总稽查署代表为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和官员莎达都、财政部代表拿督斯里莫哈末依沙、首相办公室代表丹斯里苏克里。
律师：若阿鲁尔转当控方证人
保留交叉盘问权利
阿鲁尔甘达代表律师拿督西华纳登向法官说，只要控方维持传召阿鲁尔甘达转为控方证人的立场不变，他将保留对今后所有控方证人交叉盘问的权利。
他说，他不愿其当事人成为控方证人供证时有冲突的立场。
“然而，若他们（控方）决定不传召阿鲁尔甘达成为控方证人，我将会重新传召并交叉盘问证人。“
他在休庭后向媒体解释，斯里南在开案陈词时说控方将在适当的阶段传召其当事人阿鲁尔甘达，以控方证人的身分上庭供证，但他不晓得控方何时传召阿鲁尔甘达。
身体不适
沙菲宜缺席下午审讯
纳吉代表律师拉玛哈兹兰开庭时向法官说，团队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身体不适，今早注射流感疫苗，无法出席今午2时开始的审讯。
斯里南说，早前已完成供证的5名控方证人已准备接受辩方交叉盘问，但基于沙菲宜身体不适缺席，但他明天会出庭进行交叉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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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尔甘达（前排右）前往高庭聆审；左为塔尼雅希维蒂 |
14/1/2020
1MDB最终报告篡改案·莎达都：阿鲁尔仅供60%资料
（吉隆坡16日讯）前总稽查署1MDB特别稽查队队长莎达都说，虽然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口头上答应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但是拖延了多个月，而最终提供的资料也不完整，只有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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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DB特别稽查团队长莎达都周四向法庭供证时说，其当时的上司前总稽查司安比林（右）于2016年向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供证时提呈的“1MDB最终报告”属于初稿，仍然能够修改。 |
询及是否同意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尔甘达2015年1月5日刚接手该职位时，对方在当时仍需要时间掌握资料才能回应总稽查署的提问，莎达都说，阿鲁尔甘达是聪慧的人，他很快就上手。
不过，她随后却表示，虽然阿鲁尔甘达口头上答应一切都没有问题，并会提供总稽查署所需要的资料，但是等待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资料还是没有呈上。
多次见阿鲁尔提要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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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达都 |
莎达都今日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阿鲁尔甘达被控篡改1MDB最终报告案中接受纳吉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交叉盘问时说，期间也曾多次会见阿鲁尔甘达和提出要求资料，因为当时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也一直在催促总稽查署。
她指出，虽然最终有拿到资料，但是也只是给了60%，并不完整。
她说，这也是首个总稽查署处理的被列为官方机密的稽查报告。
询及阿鲁尔甘达的上一任首席执行员沙鲁是一个障碍，并没有给予总稽查署配合，她表示同意。
询及是否知道刘特佐在1MDB扮演重大角色，她说，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事后才知道这名人士。
另外，莎达都同意，前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于2016年3月向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供证时提呈的“1MDB最终报告”属于初稿（draft），仍然可以作出修改。
她说，当时有关报告仍然是初稿，仍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修改必须根据特定条件。
要求2人删最终报告内容
同意遭阿里韩沙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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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韩沙 |
莎达都同意沙菲宜的说法，即在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上，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强迫她和安比林作出一些决定，删除1MDB最终报告的一些内容。
沙菲宜盘问莎达都，当天的会议是否是一个总稽查署被迫出席的会议？
莎达都表示不是，一般上政府首席秘书召集出席会议，安比林会通知总稽查署的官员。
她同意沙菲宜的说法，即当时阿里韩沙强迫她和安比林作出一些决定。
她说，录音抄本的第325段内容显示阿里韩沙要总稽查署删除1MDB最终报告的一些内容。根据录音抄本第325段，有关内容为总稽查司可以行使裁量权删除。
针对莎达都的上述供词，沙菲宜问她，这就是所谓的强迫？
莎达都回答是的。
“如果我们不删除，那么这些（要求删除的内容）会一直被提出。”
沙菲宜指，阿里韩沙并没说:“你最好删除。”
莎达都指出，阿里韩沙不会这么说，但后者指行使裁量权就是（要总稽查署）删除（内容）。
她说，当时她和安比林并没向阿里韩沙抗议说不可以删除，但这（行使裁量权）是一项指示（以删除报告中的一些内容）。
此前，本案第5证人总稽查署稽查主任（管理）诺莎瓦妮指出，当她和稽查团员返回办公室听回会议录音时，对会议内容感到惊讶，因为会议提及删除1MDB稽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包括1MDB两个有冲突的2014年财务报表。
莎达都在本周一供证时也指出，阿里韩沙曾告诉她，不要打印1MDB最终稽查报告直到获得纳吉的首肯，并指这会为我国带来政治影响。
诺莎瓦妮放入铅笔盒
不知录音笔何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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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莎瓦妮 |
在今日的审讯中，沙菲宜深入盘问莎达都当天会议出席者的座位情况，以及当时诺莎瓦妮是如何将录音笔放入铅笔盒。
莎达都指出，当时抵达阿里韩沙的办公室后，一行人就进入会议室，为会议做准备。
她说，当时安比林就坐在她的右边，诺莎瓦妮则坐在她的左边。
一般由诺莎瓦妮录音记录
莎达都说，阿里韩沙进入会议室时，看见很多人，并指不需要这么多人待在会议室内，因此其他总稽查署的官员随后在指示下，离开会议室。
沙菲宜接着问莎达都，当天是否需要仔细记录会议？
莎达都表示，一般上她不需要记录会议，而是由诺莎瓦妮录音和记录。
“我主要是负责参与会议讨论，在讨论时，我也无法记录。”
她说，当时的情况是，阿里韩沙要求其他人离开，她本身也没机会和诺莎瓦妮讲话。
没告知阿里韩会议录音
她说，当时并没告知阿里韩沙，总稽查署需要在会议中录音，她和安比林也没有专注在录音事宜，因为诺莎瓦妮一般上会录音。
但她表示，在当天的会议，她并不知道诺莎瓦妮是在什么时候开启录音笔。
她也说，当时阿里韩沙进入会议室时，在场者站起来向阿里韩沙敬礼，可能当时在她没留意的情况下，诺莎瓦妮将录音笔放入她的铅笔盒。
此前，诺莎瓦妮在供证时坦言，她在没有获得任何人允许，以及莎达都不知情下，将已开启录音功能的录音笔放进铅笔盒，在1MDB稽查报告会议时录音。
赴阿里韩沙办公室开会
不知具体讨论什么
莎达都今日接受盘问时指出，2016年2月24日当天，其团队有大约六七人，一同前往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的办公室，以出席会议。
她说，当时他们只是知道当天的会议是讨论关于1MDB的事宜，但不晓得具体涉及哪方面的问题。
她认同沙菲宜的说法，即由于不知道具体会讨论什么，因此将所有和1MDB相关的文件携带过去。
沙菲宜接着问莎达都，有关的会议录音抄本是否让人感到不满意？
莎达都表示，她不能说让人不满意，因为准备抄本者是依据相关的录音准备抄本，加上有关的录音也不清楚。
此外，莎达都指出，当天出席会议时，有携带笔记本，一般上会记录重要的事情。
对此，沙菲宜问莎达都，有关的笔记本是否还有保存？
莎达都表示，不确定是否还能找出来。
“除了笔记本，你（莎达都）还有携带什么出席会议？”
莎达都说，还有铅笔盒，但当时退休时，已交给稽查署的职员。
获安比林听证会供证记录
辩方申请庭令获批
较早前，承审法官莫哈末再尼批准沙菲宜的申请，发出庭令以让辩方获取安比林于2018年12月4日听证会的供证记录。
沙菲宜指出，他被告知需要获得庭令才能获取相关的供证记录，因此寻求法官允许在本案的审讯中，揭露安比林当年的证词。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曾在2018年12月4日传召安比林出席1MDB总稽查司报告是否被篡改或删除听证会。
16/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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